那个人的名字叫梁维安。
京海市人大常务委员会副主任，正厅级。分管领域：教科文卫。公开履历上，他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医学院毕业生，在市卫生局从科员一路做到副局长，而后转岗市人大，是京海医疗卫生系统公认的“老领导”。每年医师节，他都会出席表彰大会，给获奖的年轻医生颁发证书。照片里，他永远穿着深色西装，白衬衫，系一条素色领带，笑容温和而得体，像任何一个受人尊敬的长者。
抓捕行动结束后的第三天，方砚秋从省里调来的联合专案组正式进驻京海。省纪委、省公安厅、省检察院，三方联合。方砚秋担任专案组顾问，周建国任副组长。专案组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市局顶楼会议室召开。秦风没有参会资格——他不是警察，不是检察官，没有任何官方身份。但方砚秋让人在会议室角落里给他留了一把椅子。
梁维安的审讯持续了整整七天。
他不像韩正涛。韩正涛在审讯椅上坐下去的那一刻，就知道自己完了，所有的抵抗只是为了给律师争取时间。梁维安不一样。他坐在审讯椅上，手铐固定在不锈钢台面上，姿态和在主席台上没有本质区别——脊背笔首，目光平和，回答问题时不紧不慢，像在参加一场学术答辩。
前三天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我是清白的。”
第西天，周建国把黑色账本的复印件放在他面前。翻开的那一页是翁沙记录的配型编号和转运时间，落款处是“医生”的手写签名扫描件。笔迹鉴定报告附在旁边——与梁维安在人大签发的多份公开文件上的签名，同一人所写。梁维安看着那页纸，沉默了很久。然后他把手铐轻轻放在台面上，说：“我要见方砚秋。”
方砚秋去了。两个人隔着审讯桌对坐了整整一个下午。没有录音，没有录像，没有笔录。审讯室外面的人不知道里面在谈什么。傍晚时分，方砚秋推门出来，脸上的皱纹比进去时深了一倍。
“他交代了。”方砚秋只说了这三个字。
第五天开始，梁维安开口了。
他的供述像他这个人一样——条理清晰，逻辑严密，不带任何多余的情绪。他说，他从二十年前开始接触器官交易网络。那时候他在市卫生局当科长，分管医疗机构审批。第一个找他的人是一个境外医疗器械商，问他能不能帮忙协调一批进口透析机的批文。他帮了。作为回报，对方给了他一个境外账户和一串数字。那是他人生中第一笔不需要签字、不需要开会、不需要看任何人脸色的钱。
“那种感觉，”他说，“像一间你待了几十年的屋子，忽然有人推开了一扇你从不知道存在的窗。”
后来透析机变成了配型编号，医疗器械商变成了白象集团。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代号——“医生”。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救人，是因为他需要用一个身份来覆盖另一个身份。白天，他是卫生局的梁科长，后来是副局长，再后来是人大副主任。深夜，他是“医生”。凌晨两点到西点，整座城市都在沉睡的时候，他坐在书房里，登录加密邮箱，把配型编号、转运时间、收款账户一个一个敲进去。他经手的配型超过七百例。他的境外账户收到的钱，折合人民币超过两亿元。这些钱，他一分都没有花过。
“钱对我来说没有意义。”他说，“有意义的是那个身份本身。白天，我坐在主席台上，给优秀医生颁奖，台下的人鼓掌。深夜，我坐在书房里，决定谁的眼角膜移植给谁，谁的肾脏移植给谁。前者的权力是别人给的，后者的权力是我自己的。”
审讯室外面，负责记录的小葛停下了敲键盘的手。他看着屏幕上的这段话，手指悬在键盘上方，很久没有落下。
第七天，梁维安交代了最后一批“货物”的下落。十一月二十一日走水路的六个人，被他安排在城北冷冻厂的地下冷库里。不是作为关押，是作为“暂存”。他说这个词的时候，语气和说“配型编号”时一模一样。她们还活着。六个人，全部活着。这是他六年里经手的七百多例中，唯一被中途叫停的一批。叫停的原因不是良心发现，是因为翁沙的中转站被秦风突破了。他预感到链条即将断裂，命令何旭东暂停交付，等待风声过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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