胖子的证据整理得比秦风预想的快。
第西天晚上，一个厚厚的信封出现在秦风院门的门缝底下。没有落款，没有邮戳，只是用透明胶带封得严严实实。秦风拆开，里面是整整齐齐一沓复印件——工商底档、资金流向图、拆迁补偿协议、伤情鉴定报告、报警回执、法院判决书。每一份都按时间顺序排好，关键的段落用荧光笔标了出来。
最后一页是胖子的字迹，只有一行：
“原件三份。一份在我这儿，一份在周支队那儿，一份在老孙那儿。老孙是我警校同学，省厅纪委的。”
秦风把材料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然后收进帆布包夹层里。他想了想，给胖子回了条短信：“老孙可靠吗？”
半分钟后，胖子回复：“换命的交情。”
秦风删掉了短信。
接下来几天，秦风的生活进入了一种奇怪的节奏。
每天早上，他去老杨的摊子吃早点，豆浆油条。上午在院子里训练，偶尔出门买菜，跟张婶聊几句家常。下午去澡堂子泡澡，或者去帽儿胡同的顺和茶社坐一会儿，喝一壶最便宜的铁观音。晚上在巷口的烧烤摊吃串，一瓶啤酒能坐到十点。
盯梢的人还在，但换了一拨，而且不再跟着他进巷子了——上次那两个人的遭遇显然在龙腾地产内部传开了。他们只是远远地停在巷口，记录他出门和回家的时间，像一个不怎么称职的打卡机。
秦风由他们去。
这样的日子过了五天。第六天下午，秦风从茶社出来的时候，帽儿胡同口多了一个人。
一个女人。
她站在老槐树底下，穿着一件藕荷色的连衣裙，长发披在肩上，手里拎着一只米白色的托特包。夕阳从胡同口斜照进来，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一首延伸到秦风脚下。
秦风停住了脚步。
那张脸和记忆中相比变了一些。下巴尖了，眉眼长开了，少女时代的婴儿肥褪得干干净净，露出精致的颧骨线条。但那双眼睛没变——杏仁形，眼尾微微上挑，看人的时候带着一种天然的认真，像是要把你说的每一个字都听进去。
苏晴。
“秦风。”她先开了口，声音比从前低了些，带着一种成年女性特有的沉稳，“真的是你。”
“苏晴。”秦风点了下头。
两个人隔着三西米的距离站着。老槐树的叶子在他们头顶沙沙响，一片黄叶飘下来，打着旋落在两人中间的地面上。
“前天我在超市看见你了。”苏晴说，“你买了一大袋泡面，还有一捆挂面。我没敢认，回去想了两天，还是没忍住，去问了张婶。张婶说你回来快十天了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……”苏晴的手指攥紧了包带，“你没打算联系我，对吗？”
秦风没说话。
苏晴看着他，忽然笑了一下，笑容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情绪，像是释然，又像是难过：“你一点都没变。不想回答的问题，就沉默。八年前是这样，八年后还是这样。”
八年前。
八年前秦风十九岁，苏晴十八。京海一中同一届，他理科，她文科。两个人的交集始于一次全校通报批评——秦风把一个欺负女生的高三男生揍进了医院，那个女生是苏晴的同桌。
后来的事情顺理成章。他是校篮球队的，她是啦啦队的；他的物理卷子永远满分，她的作文次次被当成范文贴在公告栏上；他家住城西老城区，她家住城东干部楼。高考结束那天晚上，两个人坐在学校操场的看台上，看了一个通宵的星星。
“我要去当兵了。”天亮的时候秦风说。
苏晴沉默了很久，然后问：“去多久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那我等你。”
“别等。”秦风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灰，“我不知道能不能回来。”
第二天他就走了。绿皮火车，硬座，三十七个小时，从京海到西南边境。苏晴来火车站送他，塞给他一条自己织的围巾。灰色的，针脚歪歪扭扭，有一头还织窄了。秦风接过来，说了声谢谢，转身上了车。
火车开动的时候他没回头看。
那条围巾后来陪他走过了新兵连，走过了侦察兵选拔，走过了龙牙的入队考核。在西南的雨林里，在西北的戈壁上，在那些不能写进报告的任务中，围巾被汗水浸透，被血染过，被弹片划破。秦风自己用针线缝了三次，缝得比原来还丑。
现在那条围巾就压在他帆布包的底部。
“进去坐坐？”秦风侧了侧身，让出通往院门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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