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大楼在城东，是一栋九十年代盖的六层灰楼，外墙的瓷砖脱落了好几片，露出底下斑驳的水泥。院子里的警车横七竖八地停着，有的车门上还沾着泥点子，显然刚从现场回来。
秦风在门卫室登记的时候，值班的老保安戴着老花镜，把他的身份证翻来覆去看了三遍。
“秦风？找谁？”
“刑侦支队，赵铁柱。”
老保安拿起座机拨了个内线，嗯嗯啊啊几句，挂了电话：“赵警官让你在门口等，他下来接你。”
秦风站在市局门口的台阶上等。九月的太阳还很毒，晒得水泥地面泛着白花花的光。他眯着眼看着院子里进进出出的警察，有穿制服的，有便衣的，有的脚步匆匆，有的满脸疲惫。一个年轻女警抱着厚厚一摞卷宗从大楼里出来，差点被台阶绊倒，秦风伸手扶了一把。
“谢谢。”女警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愣了一下，大概是在想这个陌生男人是谁。
“不客气。”
胖子从大楼里小跑出来，今天穿了一身警服，藏蓝色的短袖衬衫被肚子撑得紧绷绷的，领带系得歪歪扭扭。他跑到秦风面前，先敬了个礼，然后意识到不对，又把手放下来，挠了挠头。
“队长，你来得正好。老周今天办交接，东西都收拾好了。”
“他在哪儿？”
“办公室。我带你去。”
两个人穿过一楼大厅，上了三楼。走廊里的日光灯管有几根坏了，一闪一闪的，照得墙壁上“对党忠诚、服务人民、执法公正、纪律严明”的红色标语忽明忽暗。经过几间办公室，门都开着，里面的警察抬头看见胖子带着个陌生人，目光在秦风身上停留了一两秒，然后移开。没人打招呼，也没人问。整层楼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压抑感，像暴风雨来临前沉闷的空气。
走廊尽头，支队长办公室的门半掩着。
胖子敲了敲门框：“周支队，人来了。”
“进来。”
秦风推门进去。
办公室不大，靠墙立着一排铁皮文件柜，柜门半开，里面己经空了。办公桌上摆着几个纸箱子，装满了笔记本、奖状、文件和一面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警旗。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正从墙上取下一张合影——他和几个穿着警服的人在某次表彰大会上的合影。他拿着照片看了几秒，放进了纸箱里。
周建国。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，一级警督，从警二十七年，破获大案要案一百余起。京海地下圈子里提起他的名字，有人咬牙，有人竖大拇指。
而今天，他要走了。
“秦老弟，久仰。”周建国转过身来，伸出一只手。
秦风握住了。周建国的手很粗糙，虎口有老茧，是常年握枪磨出来的。两个人握了一下就松开，力道都不大，但彼此都在那一瞬间掂量出了对方的份量。
“铁柱跟我说过你很多次。”周建国示意他坐下，自己靠在办公桌边上，“龙牙大队，秦风。全军特种兵比武西连冠的主力。铁柱说你是他见过最强的人。”
“他夸张了。”
“他这个人不夸张。”周建国看着胖子，“在刑侦跟了我两年，经手的案子，该是什么就是什么，从不往大了说。他说你强，那你就是真的强。”
胖子站在门口，眼睛红红的，假装在看走廊里的灯管。
周建国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两根烟，递给秦风一根。秦风接了。两个人点了烟，烟雾在办公室里慢慢散开。
“赵文龙找过你了？”周建国首接问。
“找过。天香楼吃了一顿饭。”
“开什么价？”
“月薪三万，一套房。让我跟他干。”
“你没答应。”
“没有。”
周建国点了点头，吸了口烟：“你是个聪明人。跟赵文龙干的人，现在要么在里面，要么在下面，没有第三个地方。”他用烟头点了点脚下的地板，意思很明确——监狱，或者坟墓。
“周支队，胖……赵铁柱跟我说，你手里有一份关于赵文龙的完整证据链。”
周建国沉默了几秒，弹了弹烟灰：“有。我查了两年，从他暴力拆迁到非法拘禁，从涉黑涉恶到行贿官员，全都有。人证、物证、书证、转账记录、通话记录、现场照片——铁柱应该给你看过一部分。”
“为什么没动他？”
周建国没有立刻回答。他站起来，走到窗户边上，看着外面院子里的警车和来往的警察。阳光照在他花白的鬓角上，把那些白发照得清清楚楚。
“秦风，你在部队待了八年。你比我更清楚什么叫命令，什么叫纪律，什么叫大局。”他的声音不高，带着一种被时间磨出来的沉稳，“我是一个警察。警察办案，要讲证据，要讲程序。但有些事情，不是有证据有程序就能办的。上面一个电话，我两年的心血就变成一堆废纸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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